一、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对其他政治力量的态度
经过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的先进分子，根据自己的亲身实践，经过审慎的思考和反复比较，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把它作为观察、改造国家命运的工具，在中国传播。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正在苦闷中探索、在黑暗中苦斗的中国人民，以革命思想、革命方法的巨大启迪。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从1920年8月开始，先后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31日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国内各地和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12人，代表全国53名党员。他们是：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受陈独秀指派，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中心任务是讨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确定了党的任务，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中央局委员，陈独秀任中央局执行委员会书记。
纲领规定：“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联合第三国际”；“坚决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类似党派断绝一切联系”。“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进取的政策。”“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决议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的建党思想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与当时中国其他政党迥然不同的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它像光芒四射的灯塔，指明了中国人民的斗争道路，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从此为之一新。这是“一大”的历史功绩。但在中国如何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中国共产党尚缺乏对中国实际状况的了解和理论上的准备，特别是提出要与其他政党“断绝一切联系”的观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统一战线策略上的幼稚。这预示着，此后的革命道路既是光明的，也是异常艰难曲折的。
二、中国共产党“二大”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
孙中山在几经挫折后，深感国民党日趋腐败，中国革命必须改弦易辙。他真诚地寻求与共产党建立联系，欢迎共产党人同他合作，欢迎苏联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同孙中山进行了多次谈话，并向孙中山建议：改组国民党，联合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工农大众；创办军事学校，为建立革命武装打下基础；与中国共产党合作。1922年1月，共产国际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派合作的决议，进一步重申了反帝统一战线的思想。在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表示了对国共合作问题的密切关注，并提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的问题。这次会议，对中华民族决定对外独立、对内统一的国民革命方针，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列宁接见中共代表之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共对这个问题的决定，但当时中共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仍同共产国际存在意见分歧，因此，并末立即实行这一策略。为此，马林决定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并请示工作。陈独秀于1922年4月6日写信给共产国际，陈述了六条理由，表明不同意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国民党。1922年4月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共产国际派达林参加。达林建议陈独秀召集参加上述会议的领导干部讨论研究莫斯科远东革命团体大会的精神，讨论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经过认真讨论，与会者对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策略有了新的认识，对国民党的态度有了变化，认识到无产阶级应当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广东政权。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指出：无产阶级在未取得政权以前，根据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历史进化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进行反对封建式军阀的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后能够建设民主政治。并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至此，中国共产党在是否联合国民党的问题上发生了根本性的战略转变。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述准备工作的基础上，于1922年7月召开。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解决党的民主革命的纲领问题。会议作出的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和其他决议中，就建立民主联合战线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内容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阐明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决议认为，中国是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未终了”。所以，中国需要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实现民主政治。”
第二，规定了民主联合战线的任务。其一是关于民主联合战线自身组建方面的任务，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的合同动作”。这里实质上是指建立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各种革命力量的大联合，大协作。其二是关于民主联合战线所应承担的政治任务，这就是：“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
第三，确定了党在民主联合战线中应坚持的策略原则。(1)联合对敌的原则。决议指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2)独立自主的原则。决议指出，这种联合决不是投降与合并，而是要在自己阶级政党的旗帜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无产阶级在战争中不可忘记自己阶级的独立组织”。(3)将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和当前的现实斗争相结合的原则。决议一方面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另一方面又指明：“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眼前的急需的自由而加入此种战争”。
第四，阐明了党在民主联合战线中的活动方式和有关政策。应采取通过代表会议的办法，商讨如何联络真正民主派议员，“结成民主主义左派联盟”。在全国联合工、农、商、学等团体，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无产阶级参加议会的目的，是要“酿成民主革命到最高的潮流，以期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共产党员参加议会，由中央委员会提出名单，受中央执行委员的监督和指挥，“一切重大政治问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个人和团体绝对不得自主，否则立即撤销其资格，并开除出党。
第五，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战略。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统战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大会的决议统一了全党在统一战线方面的策略思想，为尔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奠定了策略基础。这次大会对于推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的建立具有重大历史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三大”确立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在“二大”时所设想的民主联合战线，本想采取党外合作的方式，但后来却发展为“党内合作”的形式。导致这一策略转变的原因有三个：(1)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只允许中共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拒绝接受“党外合作”的方式。这是最基本的原因。(2)共产国际希望尽快实现国共合作，积极倡导此种合作方式。(3)中国共产党为尽快推进中国革命的进程，谋求加速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步伐，在“党外合作”方式无法实施之时，转而接受“党内合作”的形式，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实现上述策略转变有一个过程。鉴于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不接“党外合作”的主张，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根据他在印尼爪哇的工作经验，提出中国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起初、中共中央拒绝这个建议。于是，马林就给共产国际执行委虽会写了一个报告。在该报告中，马林肯定国民党政治纲领的革命性，分析了国民党组织成分复杂性，明确提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并要求共产国际给予支持。共产国际很快采纳了马林的建议，威经斯基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签署了一个给中共中央的通知，要求中共中央将所在地址由上海迁往广州，并同马林加强工作联系。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又发出《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全力支持马林推“党内合作”。马林带着上述指示回到中国，建议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了特别会议。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和马林等出席了会议。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7月决定和8月指示，坚决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等人对马林的主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与会者经过热烈讨论，经马林说服，多数人基本上接受了“党内合作”的主张。西湖会议后，中共派李大钊、陈独秀等同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举行会谈，并在一系列问题上形成共识。随后，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相继加入国民党。
1922年11月，共产国际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东方问题总提纲》，进一步确定了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陈独秀率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中共代表团成员刘仁静在发言中说：中国共产党最近“已决定和国民革命的政党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其形式是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并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这是中共中央就此问题向共产国际所作的正式表态。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作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系统地阐述了对国共合作问题的指导性意见。此后，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接连发表文章，对“党内合作”的必要性，客观条件和策略问题作了深入的阐述，为中共“三大”的召开做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此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陈独秀作了政治报告，讲了关于国共合作之策略的发展过程。接着，大会传达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和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与会同志原则上同意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央的政治报告，但围绕是否让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问题，却产生了明显的分歧。张国焘等人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特别是反对党的领导干部和从事工人运动的党员加人国民党。陈独秀等人虽然批评了张国焘等人的上述意见，坚持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但是他们又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革命性及其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贬低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大会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党的“三大”宣言和《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的决议案》。
中国共产党“三大”宣言和决议等文件，在统一战线方面作出了下述诸方面的结论和决定：
(一)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重大意义
决议在分析了国内形势之后，明确肯定“二大”提出的“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主张的正确性，肯定国民革命的宗旨在于实现上述主张。而要实现上述主张，中国共产党必须同国民党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这实质上是讲，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是推进国民革命的前提条件。
(二)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应致力于国民革命
宣言和决议对国民革命作了详细说明，并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指出党的中心工作以国民革命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国外压迫”“对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华民族，更进而谋世界革命。”
(三)关于共产党同国民党实现“党内合作”的方式问题
大会决议指明，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是实现此种合作的组织形式。决议讲了实行此种合作形式的必要性及实行此种合作后共产党员在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要保持自己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一刻也不能忘记工农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独立的革命旗帜。
同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通过决议，决定全体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统战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三大”确立了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实现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为促进全国范围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国民主革命大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三大”在党的统战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性作用，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以国共合作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式形成。
文章来源：上海戏剧学院
